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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晚年如何评价邓、华、叶三人?预言惊人

匿名2019-11-03 09:17:26

毛泽东在1975年时曾经对他身后的一些事情的发展做了预言,毛泽东的翻译唐闻生在毛泽东人生的最后关头将这些讲话记录了下来。

关于邓小平:

毛泽东说:“小平看不起那些人,我在还可以,我死了,谁也压不住他。他这个人对三自一包那些东西还是有感情的,对走资派恨不起来。”点击此处查看内幕,国内看不到的机密尽在此!

当问起毛泽东同越共中央第一书记黎笋说邓小平是少壮派是否有意传位给邓时,毛泽东说:“他只要表态对文革有个基本认识,就不能动。你们这些人加起来也比不了他,他不是总理和老总,不妥协,不认输,外面是乌龟壳,里面是钢铁公司。你们不了解他,我是知道的。”

关于华国锋:

毛泽东说:“华是一个老实人,可是老实也就是没用。他上来的好处是中间派,既不会左,也不会右,也容易被各方面接受。不过现在还不是时候,都要看。这件事不要和江青他们讲,也不要让华知道。”

关于江青、张春桥、王洪文:

毛泽东说:“江青这个人得罪人太多,容易把人推到墙角里去,逼得人家造反。我看我要死了她是不好办的,人家都是敷衍她,不买她的账嘛。

我就教育她要她团结大多数,她是不会听的。尼克松奉承我说我的东西改造了世界,我说就改变了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现在看连自己的老婆都没有改变,还谈什么改变世界呢?她也不是一无是处,优点是反潮流,敢想敢干。

春桥是思想家,比陈伯达强,他的特点是肯于动脑筋,弱点是经济上不行,在军队里面也没有威望,剑英和许世友也是看我的面子。

王洪文当时提的快了,没有考虑好,这是我的错误。此人没有经历过风雨,以后恐怕要补课。”点击此处查看内幕,国内看不到的机密尽在此!

关于叶剑英:

毛泽东说:“剑英不说硬话,这点他们几个都不行。他是大事不糊涂,小平就是小事也不糊涂,你们比得了吗?他现在是不说话,实际已经被小平招安了。说是党指挥枪,可是党也要具体的人出来,否则,怎么指挥?他这个人不看文件,文件还都不是放空炮?

邓小平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也兼任了军委主席,而之所以能掌控军政大权,全依赖一个元帅的鼎力支持......

党的“十三大”召开之前,1986年夏天,为了进一步推动干部年轻化,中央内部提出了老同志全部退下来的方案。父亲立即在中办送传的文件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7月30日下午,王震突然来了。当时父亲住在玉泉山,陈克勤秘书陪着他。陈秘书热情地把王老让进客厅,父亲和他寒暄几句,王老就把此次来访的意图讲了。

原来,王震是为“十三大”的人事安排而来的,他是中央指定的人事安排5人小组成员,受中央委托,来征求父亲的意见。有个重要安排,中央想听听父亲的意见,那就是,邓小平提出来:“十三大”上,他也全退。王老说:“老帅,你拿个意见,我去报中央。”

这是个十分重大的问题,父亲异常慎重,沉默了好一阵。许久,父亲才开口缓缓说道:“我认为,现在是过渡期,局面还不稳,小平暂时还不能全退,他可以不参加常委会。他全退了,不当军委主席,一旦有事,怎么号令全军?只有他能镇得住,他在,军队就不会乱。所以,小平还不能全退。”

王老频频点头。交谈一阵,王老就离开了。

“写个正式的意见吧”

据陈秘书回忆,王老走后,父亲起身到院子里散步,散步时一语未发,只是沉思。散完步回到客厅,说:“还是写个正式的意见吧,说准确些,让王老带到北戴河去。”

当时中央领导集中到北戴河研究“十三大”有关问题。陈秘书根据父亲的意见,连夜起草好了。第二天起床后,陈秘书念给父亲听,父亲反复听了两遍,才点头同意,并说:“就叫‘备忘录’吧。快请王老来带走。”

“备忘录”里说:现在,我们党实际上的领袖就是小平同志。他是众望所归,自然形成的,无论党内外、国内外,一致公认他是我们的领袖。在当前形势下,小平同志不是退的问题,应该是继续进。他的健康情况也允许他再领导大家奋斗几年。由于我们现在没有党的主席职务,那就在政治局常委中仍然保持小平同志的重要的领导地位……

当然,我们的事业还需要更多的新生力量,在政治局常委中再增加两三位年轻一点的同志也需要……人们对包括小平同志在内的政治局常委的充分信赖,正是构成我们今天建设事业发达的重要因素。关于军委主席一职,还是由小平同志兼一个时期好。当前大仗是一时难打,但自从宣布军队整编,裁军百万以后,基层思想很不稳定。如此时小平同志再退出,确实对稳定军心不利。

“四老全退,三老半退”

王震带上它,到北戴河正式向中央进行了汇报。不久,王老那里传过话来,说:聂老帅的意见给中央报了,小平说:“这个聂老总,考虑得真周到!”

据说,父亲的这个意见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中央决定,党的“十三大”上,“四老全退,三老半退”,“四老”是指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邓颖超,“三老”是指邓小平、陈云、李先念。

客观地说,邓小平之所以能够顺利出任中央军委主席,没有叶剑英的推荐与首肯,简直是不可能的。

邓小平与叶剑英的关系,类似如当年的毛泽东与周恩来。遵义会议前夕,周恩来一直是毛泽东的顶头上司。历史上有一特感人又特震撼的镜头:入会场合,周特意把自己的军大衣披在毛的身上,并主动闪其身后。一时,众红军目瞪口呆,上司走在部下身后,且礼遇隆重,这在历史上恐怕也是千古难遇。

叶剑英亦如此。叶于“后毛泽东时代”,之所以能发挥关键性作用,不仅因资历与威信使然,重要的是他掌控着军队实权。当然,这一权力也是拜毛泽东所赐。自林彪事件突发后,毛突然间就想到了当时“靠边站”多年的叶剑英,决定予以重用。让叶担任军委副主席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无数史料显示,临终前的毛泽东确实害怕有人否定文革,曾对时任政治局常委的叶有托孤之望。而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兼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时,起初叶也确实忠于毛的嘱托,正如他后来的检讨信所言,视华为“后主”而“尽忠尽心”。

不久,叶、华的分歧逐步浮出水面。叶认为华始终未能跳出“两个凡是”的错误的框框。在对待邓小平复出问题、真理标准讨论问题个人崇拜问题上,两人矛盾不断加剧。而华本人并不谙于权力斗争,且与老将军队伍对比之中,深感自身资历严重薄弱,故而在叶的反复劝说下,被动同意邓小平的复出。

这一复出,系邓的政治生涯中第三次复出。这一复出,那些蒙受冤假错案后得以平反昭雪的老革命家老将军们,迅速团结在叶剑英、邓小平的周围,特别是陈云的政治地位再度崛起,遂使华国锋阵营势单力薄,权力逐步位移。有些人甚至经常当着华的面向邓(当时是副总理)请示汇报工作,华国锋、汪东兴等自然明白,高层的人事变动势所难免。

没多久,一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论战,首先向华国锋阵营展开冲击。1978年5月10日,由胡耀邦主持创办的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第60期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文章的形式转载此文。

文章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实践第一的观点,指出任何理论都要接受实践的考验。这篇文章立即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党内外绝大多数人支持和赞同这篇文章的观点。叶、邓等中央领导人抓住机遇,坚决提议,由中央召集开一次理论务虚会,在充分民主讨论的基础上,统一思想认识。此役,华国锋方寸大乱。

会后,华提出由叶出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叶剑英以年事日高为由予以婉拒。但到了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召开之际,主持大局的叶主动找邓谈话,二人在对关于“华国锋同志的批评、帮助以及对他所担负的职务调整”问题上达成一致。

甚至连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主席、副主席名字排列都做了安排,意思是“胡邓叶赵李陈华”排序为妙。胡,即胡耀邦、李,即李先念;陈,即陈云,华位列之末。此议,等于提前决定华国锋不宜继续担任中央委员会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

更明显的是,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的第一次会上,陈云直截了当地说:“华国锋同志当主席不适当”。陈云说:“那一天我跟先念同志到国锋同志那里去的时候提出,国锋同志要有自知之明,在毕生的工作里头,加号是多少,减号是多少。加号指的正确的,减号指的错误的。我讲了一句,希望国锋同志珍惜已有贡献,就是说,不要随便丢掉已经有的这一点贡献。”

正当形势趋于尴尬境地时,叶剑英再次发挥关键性作用。他突然主动承担责任说:“这次政治局会议确实开得很热烈。华国锋同志犯错误,我也是有责任的。我的头脑里也有愚忠愚义思想,有时明知华国锋同志的意见不对,但给他提出来后,他一拒绝,我也没有坚持,就这样酿成这样的局面。

所以,这种情况,我也有份。如果国锋同志不愿意承担责任,那就由我承担好了。所有中央这4年来的错误都是我造成的,你们怨我,批评我都可以。我早就提出要辞职,今天在这个会上我再提一遍,我请求党中央让我离休。这是我雷打不动的意见。”经此一说,华国锋表示不再辩解,愿意接受批评。

叶的这一表态,也等于表明自己开始退至二线,为邓的全面掌舵正式让道。会议上,叶剑英正式提议由邓小平接任中央军委主席、胡耀邦为中共中央主席,陈云、李先念等随后发言表示支持。

事后,他向人解释为何力荐邓小平任军委主席时说:“小平同志比我年轻,精神饱满,懂经济,懂军事,资历深,威望高,还具备驾驭全局的能力。而我若做军委主席,那么当年粉碎四人帮的性质立即就会被外界歪曲:以为这是党内的一次军事政变,我是万万不能犯这样的错误的。”

故而,结合时代背景,严格地说来,没有叶剑英的力挽狂澜,历史是否又要改写,尚未为可知。

每个人临终前都会或多或少留下一些遗言,邓小平病重期间,一直不说话,哪怕是饱受病痛折磨,也一声不吭。但是,他还是在临终前说了七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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