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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江青毛远新真实关系,毛主席多次震怒

匿名2019-12-13 09:50:51

毛泽东与毛远新犹如父子,无话不谈。江青待他也不错,如同己出,毛远新对江青更是惟马首是瞻。

提起毛远新,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一定印象很深。他的身份背景,他同江青等人的关系,使他成为“文化大革命”中炙手可热的风云人物之一。尤其是在毛泽 东生命中的最后几年,毛远新成为毛泽东和外界联系的惟一途径,毛远新传出的话就是毛泽东的最高指示,毛远新成为当时中国政坛上带着神秘色彩的一颗耀眼新 星。那么这颗星是怎样升起的呢?让我们从头看起……

毛远新是毛泽东的大弟毛泽民的儿子,生于1941年2月。1938年毛泽民受新疆实力人物盛世才之邀任省财政厅长,后结识朱丹华,并于1940年结婚,一年后生下儿子取名毛远新。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国内弥漫反共气氛,盛世才亦告转向,不久下毒手将陈潭秋、毛泽民等共产党人逮捕入狱,直到1943年秘密处死。毛远新的苦难童 年,是在新疆监狱中度过的。1945年初,张治中主持新疆省政,在周恩来的多方营救下,张治中释放了在押的共产党人,并派人护送至延安。朱丹华及毛远新即 于1946年7月返回延安,结束了在新疆狱中四年的铁窗生活

当毛泽东第一次看到弟媳及侄儿时,不由想起了牺牲在新疆盛世才屠刀下的弟弟毛泽民。英才已逝,空留一个未成年的孩子。毛泽东看着眼前矮小、瘦削、羞怯不安 的“小豆豆”毛远新,仿佛看到了弟弟,他的眼睛红了,蹲下身来将孩子搂在怀里,轻声唤道:“叫伯伯。”在场的人眼睛有些湿润,大家都不去提起毛泽民,怕引 起毛泽东的悲痛。

孩子似乎感到身边的人无恶意的关爱,乖乖地叫了声“伯伯”,表情自然极了。转着灵活的眼珠,孩子上下“审视”着身材魁梧声音洪亮的“伯伯”,靠在母亲身边 好奇地问:“妈妈,伯伯下巴上怎么长个东西呀?”童言稚语,引起大人们善意的笑声,仿佛冲淡了屋子里的悲伤,增加了劫后亲人相聚的庆幸和欢乐。

在延安时,朱丹华被分配在中央妇委工作,毛远新便在延安保育院这个马背上的摇篮里,伴着解放战场的轰隆隆炮声,“摇”过了童年。

后来,朱丹华改嫁于方志敏烈士的弟弟方志纯,毛远新则一直跟在他们身边读书。1951年,赴京开会的朱丹华带着毛远新同行。10岁的孩子十分想念伯伯,向往在伯伯身边读书。会后,朱丹华见主席,并告诉主席,毛远新要回到北京读书。

毛泽东不愿让母子分离,虽然他十分喜爱毛远新:“我这儿是温室里的花朵,跟着妈妈可以经风雨见世面。”

瘦小而富于朝气,戴着红领巾的毛远新则坚持着对伯伯说:“我住在学校,又不住这里,怎么会是温室呢?寒暑假我还可以去江西看妈妈。”

就这样,毛远新留在了北京,留在了毛泽东的身边。此后,每逢星期天,毛远新便与同校念书的李讷妹妹一道回到伯伯身边。一到寒暑假,毛泽东便派人将毛远新送到朱丹华身边。

毛远新读完中学后,选择报考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哈军工是一所专门培养军事技术人才的大专院校,教学设备非常先进,教员的素质亦称上乘,在全国而言,是首 屈一指的培养军事人才的学校。毛远新在大学期间,读书比较用功,对搞政治运动却不怎么感兴趣。

甚至连一些马列主义著作,当时的《解放军报》、《中国青年 报》等报刊也看得较少。毛泽东对毛远新的要求很严,不仅是学业上、生活上经常关心,对毛远新思想上、政治上的进步也很关心。每次见面,毛泽东都要求毛远新 把他近日的思想学习心得汇报一下,从中找出问题,加以教育。

毛泽东同毛远新的关系十分特殊,犹如父子一般,可以无话不谈。有一次,毛远新陪毛泽东下水游泳,这一次天气比较冷,水里比岸上暖和,毛远新上岸后感到有点 冷,就脱口而出说:“还是水里舒服些。”毛泽东瞪他一眼说:“你就喜欢舒服,怕艰苦,不肯吃苦。你就知道为自己着想,考虑的都是自己的问题。你父亲在敌人 面前坚强不屈,丝毫不动摇,就是因为他为多数人服务。

要是你,还不是双膝下跪,乞求饶命?我们家许多人都是被国民党、帝国主义杀死的,你是吃蜜糖长大的, 从来不知道什么是吃苦。你将来不当右派,当个中间派,我就满足了,你没吃过苦,怎么当左派?”毛远新说:“我还有点希望吧?”“有希望,好!超过我的标准 就更好!”

江青同毛远新的关系非同一般。江青对毛岸青和李敏都十分冷淡,但对毛远新,江青却待他特别好,如同己出,比较亲近、关心,不摆架子,也许是因为毛远新是烈 士子弟。毛远新对江青也是惟马首是瞻。江青对毛远新甚至比对她的亲生女儿李讷还要好。李讷有什么要求,自己又不敢贸然向江青开口,就开口叫毛远新出面与江 青谈,这一着往往有效,因为江青对毛远新向来是有求必应的。1965年,毛远新患病毒性感冒,发高烧住医院治疗。江青特意嘱咐医护人员每天早晚打两次长途 电话,向她报告病情发展如何了,甚至还要问毛远新体温多少。

“文化大革命”中,在江青的扶植下毛远新成了“东北王”。他发现了张铁生这块“石头”,又让“社会主义大集”在辽宁一直兴了两年有余。

1965年,毛远新从哈军工毕业后,曾下连队半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中央作出规定:“1965年毕业的大学生亦可回校参加运动。”于是毛远新回到哈 军工,并率先组织起红色造反团,将矛头对准校党委。毛远新同那一代青年人一样,疯狂地投入了“文化大革命”。由于毛远新的特殊背景,哈军工师生争先恐后地 参加红色造反团,势力迅速扩张,连校外的造反派组织也纷纷前来挂钩联系,在哈尔滨形成了以哈军工红色造反团为核心的造反派联合组织——黑龙江红色造反革命 委员会。

这时,东北局所在地辽宁省沈阳市的形势比较混乱。造反派一浪接一浪地掀起炮轰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的恶浪。毛远新到北京时向毛泽东汇报了东北的局势,毛泽 东嘱咐他多留意一下辽宁的形势。事后,红卫兵组织将这次谈话整理印刷成传单,题为《毛主席和侄子毛远新的谈话》,广为流传。从此,毛远新开始为世人所知, 并逐渐因为有毛泽东的神圣光圈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而逐步成为东北三省、辽宁政治舞台上冉冉升起的新星。

随着运动的深入,毛远新渐渐成为“中央文革”、江青等人的代理人,并深受江青等人赏识。在这场政治斗争中,毛远新把宝押在了江青一方。在“中央文革小组” 的支持下,他逐渐掌握了辽宁省的实权,成为“四人帮”的一个得力助手,在辽宁、东北等地大力推行“四人帮”的一套理论。1968年,他成为辽宁省革委会副 主任、沈阳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军区政委。

1973年,国务院批转国务院科教组《关于高等学校一九七三年招生工作的意见》,提出要选拔有两年以上实践经验的优秀工农兵入学,坚持群众评议和群众推 荐,在政治条件合格的基础上,重视文化程度,进行文化考查,了解被推荐对象掌握基础知识的状况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出于反对周恩来的目的,江青一 伙看到《意见》便心里有气。这时,毛远新从辽宁赴京,与江青一伙进行密谋。他们一起诬蔑文化考查是大学招生的弊病,是“智育第一”、“文化至上”。毛远新 受命从“辽宁拿出点材料来”。于是所谓“交白卷”反潮流事件诞生了。

毛远新回到辽宁后,大肆叫嚷“文化考查可以搞,但是,我保留批判权”,并一心想在辽宁找一块打人的“石头”。于是,张铁生这块“石头”因缘际遇,被发现 了。张铁生是辽宁锦州市兴城县一个公社的知识青年,担任过生产队的队长。在高校恢复招生后,他一心想出人头地上大学,但因考题大多不会做,为发泄不满和乞 求机会,他在答卷背面写信,并跑路子拉关系,“运动”上学。当锦州市招生办公室负责人谈到一个生产队长答不出卷子给领导写信一事时,毛远新如获至宝,当晚 命人打电话把考卷和信火速送来。他终于找到了一块可以打人的“石头”了。

为了乔装、粉饰这块“石头”,毛远新亲自动手,把信中诽谤别人、抬高自己的话,及张铁生信中最后一段话“我所理想和要求的,希望各级领导在这次入考学生之 中,能对我这个小队长加以考虑为盼”。通通删掉,把修改过的信加上“编者按”在《辽宁日报》发表。同时,派人进行调查,作出了张铁生“一贯表现很好,家庭 成员和主要社会关系均未发现政治历史问题”的结论。在《辽宁日报》的“编者按”中说什么,张铁生虽交了“白卷”,但他在“白卷”背后写的一封信里,对“整 个大学招生的路线问题”提出的“意见”却“颇有见解,发人深省……”为之涂上了一层“反潮流”的色彩。

1973年7月19日,在毛远新的一手策划下,《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连同“编者按”以大字号标题和头版头条的显著位置在《辽宁日报》上发表了。接着《人 民日报》等主要报刊都以显著位置全文转载。张春桥大加喝彩,说什么文化考查“这样搞法,把无产阶级寄于希望的青年卡在门外,使修正主义有希望,无产阶级没 有希望”。

毛远新则大叫“在今天,我们刚刚着手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现象,居然有人千方百计逼迫工农兵去适应旧的教育制度,这实在是大有资产阶 级反攻倒算之嫌”。一时间,《答卷》成了“反潮流”的“代表作”。张铁生则被奉为“反潮流”的“英雄”。想靠上大学找出路,想出人头地的张铁生经江青、毛 远新一伙的吹吹捧捧之后,果然成了江青一伙手中“有棱有角”的打人的“石头”。而毛远新在这一事件中的表现,则受到江青等的称赞。

1974年,毛远新担任沈阳空军部队政委和党委第一书记,对批林批孔运动异常积极。为配合江青等人活动,他利用在辽宁把持的大权,将运动扩展到权力所及的 一切地方。他利用批“走后门”,“三箭齐发”,把批林批孔的矛头始终对着老干部。鞍山钢铁公司是全国,当然更是辽宁的重要大企业,毛远新一伙借用氧气炼钢 的比喻,大搞所谓“吹氧会”,亦即“煽风点火会”,把与他们进行道路有异的干部都打成“孔老二的徒子徒孙”、“走资派的社会基础”。

张铁生是毛远新一手树立的“反潮流”样板,张铁生所在的朝阳农学院一下子便红了起来。毛远新着手推出“朝农经验”。“朝农经验”系指朝阳农学院坚持开门办 学,与传统的教学方法顶着干的“经验”。毛远新的真实用意,是想在全国搞出一个教育样板来,这样,既可以在教育界掀起一股“反潮流”之风,又能借此树立他 的个人权威。1974年底,毛远新以朝阳农学院为基础,办起八所“朝农式的农业大学”。国务院科教组立即在该院召开“学习朝阳农学院教育革命经验现场 会”,毛远新还在会上发表长篇讲话,总结出10条经验,并利用朝阳农学院攻击北京农大的搬迁问题。

华北农业大学原为北京农业大学,“文化大革命”中遵照毛泽东“农业大学要统统搬到农村去”的指示,由北京搬到了陕西省甘泉县清泉村。这种搬迁有许多实际困 难。后来,国务院考虑到北京附近需要有一所农学院,便作了将华北农大迁至离北京200多里的涿县的决定,周恩来亲批同意。

为了配合“四人帮”利用批林批孔 对周恩来进行攻击,毛远新大打出手,在现场会上大叫大嚷:“我听说一个大学到延安,没地方住,没办法生活,从延安搬了回来。”并恶狠狠地说:“那个学校从 延安搬回来,这本身就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攻倒算,不管是谁批的,这笔账都要清算,在这个会上就是要拿朝农(朝阳农学院)这块石头抛出去打他们!”显然,矛 头是指向周恩来的。

为配合、迎合江青的小靳庄典型经验,毛远新在辽宁创造了“哈尔套经验”,这是他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搞的又一个“新鲜招”。

1974年12月,毛远新第一次去沈阳西北方向的彰武县哈尔套公社。面对当年形势尚好的收成年景,毛远新视察后认为,哈尔套公社“资本主义东西相当多,农 业相当落后”,并说这里“和解放初期差不多”、“看不出人民公社的优越性”、“看不到‘文化大革命’好在哪儿,路线偏右”……毛远新并以此为借口向公社干 部“开刀”,说什么“青年人,一是敢斗,二是有干劲,有这两条,接班人的条件够了”,“老干部挡道,要年轻的冲”……

1974年12月28日,毛远新的一 个亲信在听说柳树大队有一个社员积极向国家交售黄烟后,跑到柳树大队,强令柳树大队在30日那天组织社员向供销社交售黄烟,并把此事向毛远新作了汇报。 12月30日那天,柳树大队出动了300余人,敲锣打鼓,排着队,挑着烟,作了第一次“赶大集”预演。

31日,在“为了让首长(毛远新)过一个有意义的元 旦”的幌子下,又强令公社党委在元旦这天,组织邻近的五个大队“赶大集”。因为只有一夜准备时间,五个大队的干部和群众整整折腾了一宿,于1975年元旦 上午8点敲着锣,扭着秧歌,进行第二次“赶大集”预演。在毛远新的亲自干预下,决定1月5日还要赶一个全公社的大集,这次大集人要多,东西要多,并提出 “以人包队,到炕头上动员,赶集时,党员干部要带头,群众不空手……”

1975年1月5日,按照事先的布置,宣传车开路,公社党委书记扛着半扇猪肉走在前头,书记的老伴领着戴红花、背行李的女儿跟在后面,公社一名副书记和一 名常委扛着一口猪……按照事先预定的路线“赶大集”。辽宁省、市、县三级干部也在这天赶到哈尔套,参加学习“哈尔套经验”现场会。毛远新为大集戴上了“社 会主义”的桂冠,吹嘘“大集”是解决“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从此,在毛远新的一手策划下,辽宁省的“赶大集”,红极一时,大连市也 组织郊区农民“赶大集”,每家每户都必须带东西参加,有的农民没有东西,便把家里用的烧饭锅扛去赶集,戴着大红花的猪“坐”在大车上跟着赶集的队伍在大连 市环游。

批林批孔运动中兴起的“社会主义大集”在辽宁省一直时兴了两年有余,给农村经济和党在农村的信誉带来了严重的损害,但却为毛远新赢得了政治资本。毛远新越来越为江青、张春桥一伙赏识。

毛泽东的“联络员”,江青的耳目。在他口袋里有一本装满最高指示的“宝葫芦”,编造情况影响毛泽东的决策

1975年9月后,毛泽东身体状况日渐恶化,讲话吐字开始含混,难得会见客人,于是需要一名“联络员”。在这种情况下,深得毛泽东宠爱的毛远新被调到北京 担任毛泽东的“联络员”。江青对此欣喜若狂,多年来,她就苦于在毛泽东身边缺了一个耳目。这耳目应当担负双重任务:一是能够影响毛泽东的决策;二是能把毛 泽东的一举一动及时传达到他们的耳中。

毛远新是最理想的人选。“联络员”承上启下,上报下达,虽然从职称上来讲并不是封疆大吏,也非中央要员,但他却是能 凌驾在政治局之上的举足轻重的人物,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江青拼命拉他。毛远新在这个“要位”上干了一系列坏事,许多都是在江青指使下做的,毛远新成了她 的“传声筒”。

1975年邓小平复出后进行的全面整顿使“四人帮”恨之入骨。1975年9月底到11月初,他们利用毛远新的特殊身份,多次向毛泽东作了歪曲情况的汇报,使毛泽东对邓小平全面整顿的态度发生了急剧变化。

丰泽园内,毛泽东躺着,身旁一个穿军装的便是毛远新。“外面的情况怎么样?”毛泽东已82岁高龄,再也无法视察大江南北,只靠“联络员”。毛远新看看手中 的笔记本,很严肃地说:“我感觉到一股风,比1972年借批极左而否定‘文化大革命’时还要凶些。”从毛远新嘴里,说出了江青的话。

讲到这里,他抬头看了看躺在床上的虚弱的老人,老人眉头紧蹙,双目注视毛远新,看不出什么表情。毛远新咽了一口水,接着说:

“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批判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文化大革命’怎么看,批林批孔怎么看,主 流、支流,三七开还是倒三七开?肯定还是否定?现在阴暗面讲了一大堆。教育革命、文艺革命还搞不搞?三项指示为纲,其实只剩下一项指示,即生产搞上去了。 我担心中央,怕出反复。”他把问题提到很高的高度。

毛泽东面露愠色,不再说话。毛远新心里一阵闷喜,他知道,他已经打动了毛泽东。

几天后,还在同一房间内,同样的人物,毛远新就清华大学反映迟群问题一事向毛泽东做了汇报后说:“迟群在执行主席的教育革命路线上是比较坚决的,十个指头有七个还是好的,现在他们这样骂迟群,您看……”

“小平转来的刘冰等批评迟群、谢静宜的信我已看了。你说得对,邓小平偏袒刘冰。”缓了一会儿,毛泽东接着说:“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 级民主革命时期,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有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 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的斗争的反映。”毛泽东又停了一会儿,毛远新则奋笔疾书记录着最高指示。“迟群不能走,迟群走了不是又要搞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吗? 他们骂迟群,实际上是反对我,可又不敢,就把气发到迟群身上。”

“对,对。”毛远新边记边附和着。

随后的一个月内,毛远新多次向毛泽东汇报情况。他在汇报中竭力否定农业、教育、文艺等方面经过初步整顿取得的成绩。毛远新的汇报当然是挑拨性的,但却并非 尽是谎言。根本的问题在于,毛泽东在全局上始终坚持“文化大革命”的方针政策,他在不断听到毛远新等人的汇报及根据自己的观察判断,感到邓小平确有否定 “文化大革命”之嫌时,他态度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毛远新口中发布的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开始批评邓小平。

1976年清明节前的北京,杨柳吐绿、桃花绽红,但首都并没有春天。1月8日总理逝世的哀乐还响在耳畔,人们脸上的泪水还没有擦干,“四人帮”为篡党夺权,便急不可待地向党、人民和周恩来总理发动了进攻。

1月,人民在悲痛;2月,人民已睁开哭肿的双眼;3月,人民已经怒吼;4月,人民要起来开展一场决死的战斗!

4月1日,天安门广场庄严肃穆,秩序井然,到处是悼念周总理的人群。4月2日,北京出现了第一支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4月3日,天气阴沉,细雨迷漫。无数 支人流伴着淅沥的小雨,从四面八方涌入天安门广场,百万人在传抄吟诵着悼念总理,斥骂“四人帮”的诗词。4月4日,清明节又逢星期日,首都人民抗议“四人 帮”的诗词,悼念周总理的活动达到最高潮,人们聚集在那里发表演讲,朗诵诗词,痛斥妖人。

天安门广场上燃起的熊熊烈火,使“四人帮”一伙望而生畏,气急败坏。4月4日清明节晚上,在“四人帮”的威逼下,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了天安门事件。当时毛 泽东晚年多病,毛远新是他了解政治动态和领导中央及全国的主要途径,也可说是惟一途径。毛远新将中央政治局4月4日讨论天安门事件情况向毛泽东写了书面报 告。报告在列举了向广场送花圈的数字、人数、单位后写道:

多数是悼念总理,少数有隐射攻击中央的,个别是非常恶毒的。……其中不少内容以悼念周总理为名,分裂、攻击中央,有的直接攻击毛主席,还有人上去发表煽动 性演说,宣读十分反动的传单,语言极为恶毒,下面有人组织鼓掌。有的人上去读反动材料,周围有一帮打手,谁去干涉谁挨打。

4月4日晚有人公开读一个传单, 说邓小平上台是决定性胜利,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一小撮人搞的,××人反总理,××人想夺权等等,大群人围着听,有人帮着照明,他连读五遍,完全是攻击中央, 攻击主席的……在这样大量的在天安门前集合那么多群众的场合下公开发表反革命的演说,直接攻击毛主席,是建国以来没有的。

很显然,这是有计划有组织的,不仅北京,全国不少地方都有。这也是去年以来大量散布反革命谣言,制造反革命舆论准备的继续和发展,去年邓小平说批林批孔就 是反总理,批经验主义就是揪总理,他带头散布了大量的谣言,社会上吹得更凶,去年一直未认真追查和辟谣。今年邓小平的名声不好,就抬起总理做文章,攻击右 倾翻案风是反总理,利用死人压活人,利用总理在群众中的威望来为邓小平效劳,编造大量所谓“遗嘱”、“诗词”、“谈话”等等东西美化邓小平,于是谁要批 邓,谁就是反总理了,这种手法颇有些煽动性。

这次敌人活动得如此猖狂,不足为怪,主席的重要指示,打中了资产阶级(主要是党内资产阶级)的要害,这次是反革命性质的反扑……

就是这样一份歪曲事实真相,混淆敌我矛盾,把矛头指向邓小平的“报告”,被病中的毛泽东“圈阅”,并说:“天下已定。”毛泽东受到了蒙骗。

4月5日,天安门事件。

4月6日凌晨,毛远新与中央政治局部分同志听取北京市汇报,讨论天安门事件情况,又向毛泽东写了书面报告。报告更放肆地攻击群众和邓小平,诬蔑群众是“法西斯”。毛泽东看了毛远新的报告,于4月6日11时写了评语:“士气大振,好,好,好。”

4月7日晨8时5分,太阳慢慢从东方升起,沉着面孔,爬过中南海的围墙,照进游泳池旁边的一所宅院。

毛泽东,中国的巨人,人们爱戴的领袖,此刻躺在床上,动作困难。他用困惑的眼光望着坐在床前穿着军装的年轻人。

这个年轻人便是联络员毛远新。他正在向伯父汇报4月6日平息天安门事件的情况和6日晚中央政治局讨论的几件事。

其中一件是:华国锋建议将北京发生的事通报全国,起草了北京市委的报告,中央要发个文件。

毛远新话音刚落,毛泽东好像早已想好,说出了四个字:“公开发表。”毛远新似乎未听懂,小心地问:“是要登报吗?”毛泽东指着桌子上放着的《人民日报》的三份《情况汇编》回答:“是的,发表《人民日报》记者写的现场报道。”

毛远新又问:“北京市委的报告不发了?”

毛泽东明确回答:“不发。”接着好像打好腹稿,一字一句地作出新的指示:“据此开除邓的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稍稍停一停又交代:“以上待三中全会批准”。

毛远新听了毛泽东的话后,高兴地说:“太好了!”他赞成待将来召开三中全会时补手续,但似乎还不放心,他接着半带建议半发问:“是否由中央作个决议,也公开发表?”

毛泽东肯定地回答:“中央政治局作决议,登报。”毛远新高兴地说:“好。”接着又编造情况告状:“上次开会,春桥同志当着邓小平的面说你看看天安门的情况,人们要推你来当纳吉。”

说话已持续一小时,毛泽东感到累了,但他仍打起精神,点点头,表示同意:“是的。”然后,掰着指头归纳说:“这次,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这三件事,性质变了,据此,赶出去!”他的话很简短,说到最后挥挥手,表示要“赶出去”!

毛远新感到既兴奋又紧张,立即应声道:“应该赶出去了!”然后灵机一动,站起来说:“我马上找华国锋同志去!”

毛泽东叮嘱说:“小平不参加。你先约几个人谈一下。”接着又交代:“华国锋任总理。”

这话太突然了,毛远新一下子愣住了,他心目中的张春桥为什么换成了华国锋?但他仍然迎合地提议说:“国锋同志的任命和中央决议也一起登报。”毛泽东答:“对。”毛远新表示执行,起身要走:“我马上去通知华国锋同志开会传达。”

几个月后的一天夜晚,钓鱼台十七号楼里,江青、张春桥等人正发泄着对华国锋主政的不满,江青责怪王洪文对华国锋逢场作戏的礼让三分,毛远新急忙出来打圆 场:“那个人是主席指定的人,对主席的指示还是认真执行的。他个人算得了什么,不是尊敬他,而是尊敬主席,当然不能做得过分!”毛远新一边说一边用手摸着 衣袋里的小本子,他自信只要打开这个装着毛主席最高指示的“宝葫芦”,华国锋是要乖乖照办的。他目空一切,根本没有把华国锋放在眼里。

自此,毛远新在走向深渊的路上越滑越远,虽然毛泽东早已叮嘱过他,不要同江青搞在一起。终于,在粉碎“四人帮”时,毛远新和他的主子一样离开了政治舞台。

至于江青,她不是政治局常委,没有通知她前来开会,对她实行单独解决。

一路人马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三位副主任李鑫、张耀祠、武健华的率领下,直扑毛远新和江青在中南海的住处。

1984年4月,汪东兴在接受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人员采访时,曾讲了这样的话:

“……中央能顺利地解决了‘四人帮’反党集团,有一个人是立了大功的,那就是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李鑫同志。当时,张春桥、江青密谋篡党夺权,采用封官许愿的 手段拉拢他,妄图控制中央警卫团,搞反革命政变。李鑫同志冒着危险,及时把‘四人帮’的阴谋告诉了我;我又连夜报告了华国锋同志。促使华国锋下了最后决 心,采取断然措施,一举粉碎了‘四人帮’。10月六号那天晚上,李鑫亲自带着几名战士冲进中南海‘201’号,强行逮捕了江青和毛远新……”

除了李鑫之外,完满执行拘捕江青这一重大任务,张耀祠也是立了大功的。

张耀祠,早在他十六岁——1932年,便已在红都瑞金为毛泽东站岗。后来,他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多年,直至毛泽东去世。1953年5月,张耀祠出任中央警卫 团团长、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副局长(局长为汪东兴),负责北京中南海等中共中央首脑机关的安全保卫工作。虽然名为中央警卫团,实际上是师的编制,他是师 长。1955年,他被授予大校军衔。1964年,升为少将。

张耀祠将军是“八三四一部队”负责人。海外称“八三四一部队”为中国的“御林军”,因为中南海以及北京重要党政机关是由“八三四一部队”负责保卫的。

笔者曾于1991年5月、1992年10月、1994年5月三度飞往中国西南,采访了张耀祠将军。

据张耀祠告诉笔者,他是在1976年10月6日下午三时,接到汪东兴的电话,要他马上去一下。

汪东兴作为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是张耀祠的“顶头上司”。他和汪东兴都在中南海办公,他很快就来到汪东兴那里。多年来,他一直是汪东兴的副手,常到汪东兴 那里。这一回,汪东兴的神情严肃,意味着有重大的任务下达。奉命来到那里的,还有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副局长武健华。

果真,汪东兴以命令式口吻对张耀祠说:“中央研究决定,粉碎‘四人帮’!”

张耀祠一听,感到颇为振奋。他早就知道,毛泽东主席曾多次批评过王、张、江、姚“四人帮”。

汪东兴继续说道 :“分四个小组行动,对四人帮实行隔离审查,你负责江青小组。你准备一下,今天晚上八时半行动——你顺便把毛远新也一起解决!”

就这样,张耀祠接受了这一历史性的使命。在此之前,他并不知道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制定的“十·六”行动计划。

张耀祠作为八三四一部队(亦即中央警卫团)负责人,对于中南海了如指掌。当然,他对于江青和毛远新的住处,也极为熟悉。那时,江青虽然长住钓鱼台,但近来住在中南海万字廊二○一号,而毛远新则住在中南海怡年堂后院,离江青住处很近。

张耀祠向笔者回忆说,他是在八时半,带领着几位警卫前往毛远新住处。

当时,张耀祠穿便衣,连手枪都没有带。警卫们则穿军装,但也没有带手枪。笔者问张耀祠,执行这样重要的使命,怎么不带手枪?他笑道,四周站岗的警卫们,全是我的部下,还怕毛远新、江青闹事?抓他们易如反掌!

在毛远新那里,张耀祠遇上了小小的麻烦。

那时,毛远新和他的两位从沈阳带来的警卫一起,住在中南海丰泽园的颐年堂。那本是毛泽东接待客人以及开会的地方。他是毛泽东的侄子,所以住在这个外人难以涉足的地方。

在毛泽东病重期间,毛远新担任毛泽东的联络员。这联络员名义上只是联络联络而已,实际上权重一时。因为联络员成了重病中的毛泽东与中共中央政治局之间唯一的联络通道。毛泽东的“最新最高指示”靠毛远新来发布,政治局会议的情况靠毛远新向毛泽东传达。

毛远新的妻子全秀凤,当时在沈阳。笔者后来在上海采访毛远新时,见过这位秀丽的纺织女工。

10月6日,吃过晚饭之后,毛远新给妻子打过一个长途电话。接着,便坐在那里看电视。

就在这时候,李连庆突然走了进来。

汪东兴选派了李连庆前去执行拘捕毛远新,一方面因为李连庆在汪东兴手下工作多年,忠实可靠,另一方面李连庆跟毛远新也很熟,派他去执行任务比较方便。

毛远新见到李连庆,问道:“老李,有什么事?来,一起看电视。”

李连庆答道:“想给你换个地方。”

毛远新:“换到哪里?我得收拾一下。”

李连庆说:“不用了,现在就走。”

这时候,毛远新听出李连庆话里的意思。张耀祠等人就一拥而入。

一进去,张耀祠便向毛远新宣布:根据中央的决定,对他实行“保护审查”(张耀祠特别向笔者说明,对毛远新跟“四人帮”有所区别,不是“隔离审查”,而是“保护审查”),并要他当场交出手枪。

毛远新一听,当即大声说道: “主席尸骨未寒,你们就……”

毛远新拒绝交出手枪。

张耀祠身后的警卫们当即上去,收缴了毛远新的手枪,干脆利落地把他押走了。

在解决了毛远新之后,张耀祠便和李鑫、武健华带着中央警卫局处长高云江以及两位女警卫前往江青住处。

在一次访谈中,毛远新谈起毛主席批孔的真正原因。而批孔运动的始端却与一首诗息息相关,那是毛主席1973年写给郭沫若的《读封建论.呈郭老》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虽死秦犹在,十批不是好文章。

百代都行秦王政,孔学名高实枇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毛远新说,主席这首诗是1973年夏写的,但跟我讲是十大后,十大是1973年9月,我在辽宁工作,十大开过以后,我要回去和主席告别,他给我讲的。

郭老的十批书里边有一批是批秦始皇的,骂秦焚书坑儒。他的书50年代发行的,所以主席把柳宗元的封建论给了我,我详细读了,唐朝的古文又不难读,但到了清 朝,章太炎的文章我还真读不懂,许多怪字我都不认,我问毛主席这啥字,主席给我讲什么字,我说怎么明末清初的文章怎么比唐朝的还难读。

主席说唐朝的人还没 到那么严重,写的文章,李白的诗还比较接近老百姓。越到后来,特别是南宋以后,朱熹的理学等,到了元明,好象是越用的字谁都没见过,谁的水平越高。而柳宗 元的《封建论》是肯定秦始皇的,主席拿着这本书给我讲。有一段话说:秦二代就亡了,但是公天下者(天下为公的“公”)秦始皇,当然后边也说了,他是以一个 人之私来公天下,他自己皇帝还是为私的。他指的是分封制,柳宗元反对封侯,封侯只能造成国家分裂,先是纷争,最后各种各样的问题中国历代都发生过这样的事。秦统一了以后要不要分封,李斯和好多人发生分歧,李斯反对分封,搞郡县制,皇帝任命省长、县 长,而不是封一个王到全国各地,他的子孙后代都是统治者,世袭。他把这个东西破了,主席说秦始皇功劳非常大,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事。

秦始皇之前很多都是王侯,秦始皇以后都感觉分封王侯不行,就实行郡县制。后来一些朝代又实行分封,如汉朝开始,七王、八王之乱闹的汉武帝不得 安宁,不少王造反。汉朝分封,到唐朝李世民也要封,封王有功的也要封,但没有封,实际上内部有争论,历朝都有这事,要不要封王。如什么省要封一个王,那就 世袭了,他的子孙、阿斗也得说了算,最后国家分裂,都是这样,封建论对秦始皇是肯定的,所以劝君(郭老)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不是郭老你作的结论,迫害知识分子(秦始皇:统一度量,还要统一思想)秦灭六国都有一大帮儒生。

诗中祖龙指的是秦始皇,祖龙虽死,就是秦始皇死了。十批就是指郭沫若的那本书。当时我问了两个问题;第一个祖龙什么意思,主席说就是指秦始皇,第二历代都 行秦王政,这个政是赢政的政还是政治的政(因为秦始皇名赢政),是政治的政,按秦始皇的治国方略。孔学名高实枇慷,就是孔夫子的那一套名气很高,实际上没 用。熟读唐人封建论,就是柳宗元的封建论(子厚就是柳宗元的字),不要从柳子厚以后退都回到周朝去了。文王就是周文王。

对于孔夫子的理论,毛远新说,主席认为,孔子当年,他那套东西没有市场,周游列国,到处被赶出来,为什么?战国七雄,唯独秦国是不允许孔夫子的弟子进去 的,从商鞅变法以后,其它国家允许孔子的弟子(那时孔子已死)去讲学,可为什么那些相信过孔夫子的国家都灭亡了!

唯独秦国,不听孔子那一套的秦始皇能统 一,是不是这个道理!历代都行秦王政,从秦始皇死了以后,农民起义,楚汉相争,刘邦把项羽打败了又统一了中国,这以后,汉以后,从三国、魏晋,一直到南北 朝元明清,历代皇帝都是骂秦始皇的,但是做起事来都是学秦始皇的,说一套,做一套,想想看道理是不是这样?都骂秦始皇是暴君,但是他们做起来并不比秦始皇手软,秦始皇坑了四百多个,后来的皇帝不是照样骂!文字狱一个比一个历害!都学这个,所以历代都行秦王政,实际上孔学名高 实枇糠。主席说,孔夫子的很多话都是好话,现在看起来也都是好的,但是拿到现实社会里,那种复杂的矛盾他都处理不了,他不能解决实际问题。所以又都是废话 屁话!这都是主席的原话。主席说历代农民起来造反,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改换皇帝,他们起兵造反的时候都是批孔,为什么呢?因为孔夫子讲的君君臣臣,臣是不能反君的,你要造反,把皇帝换掉,你得违 背,违背孔夫子儒学理论,他必须得批孔,要不然师出无名,造反无理,特别是农民起义,举了个例:如刘邦,最看不起儒生的人是刘邦,见了儒生把帽子拿下来洒 尿,史书有记载,可是到汉武帝时,独尊儒术,这就说明到了统治地位以后,又要把孔子请回来,为什么呢?

要用他那套理论管理国家。宋太祖赵匡胤他搞陈桥兵 变,军事政变,发生在河南,把皇帝推翻,皇袍加身,自己当皇帝,这不符合孔子的理论,他肯定不符合。但他当皇帝以后又把孔夫子请了回来。造反的时候批孔, 治国时尊孔,都是这样。成吉思汗他读过论语吗?他的铁蹄杀遍欧亚大陆,见人就杀,简直是要把所有的农业区都变成牧区、草地。

可是到了元朝后边皇帝,到山东 去祭孔啊,给孔的地位那么高,戴高帽,封的很高,好象元朝皇帝给孔子封的帽最高,朱元璋起兵造反,你不批孔,造反有理吗?没理,他很反孔。但朱元璋上台以 后,要到曲阜祭孔。清朝也一样,努尔哈赤读过什么书,满清入关,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那符合孔子的理论吗?可是等到清朝皇帝入位以后,要把孔夫子请出 来。太平天国洪秀全也是从批孔开始,不批孔他敢造反吗?可是等他到了南京做了天王以后又要尊孔。

毛远新说,国共两党的领导人孙中山也好,陈独秀、李大钊也好,“五四”运动就是批孔开始的,是不是这样?等到蒋介石坐上了宝座以后去尊孔、祭孔。蒋介石把孔家的后代请到台湾,现在还在那里。中国历史不就是这样吗!当要起来造反的时候,都要批孔,用我们的话说,你是革命党的时候是批孔的,当成了执政党,巩固地位时又要尊孔。中国的历史就是这么走过来的,为什么?这是什么道理? 汉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主席说到现在孔夫子已经不是当年的孔丘本人,历代的统治阶级都给他梳妆打扮,根据统治者的需要,用鲁迅的话说,后边讲的孔孟之 道,是御用文人经过梳妆打扮过的孔夫子,他们就是以这套思想来束缚统治人,是思想专制的工具,回顾中国历史是不是这样?

毛远新说,你说蒋介石真正相信孔夫子吗?对共产党员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孔夫子什么时候教过他这一条?孔夫子是和为贵,所以主席那个时候搞那个东西,为什么主席提出要批孔,就是说,中国共产党员要保持自己的革命性。主席还说,你看看历代,革命的时候都是对从批孔开始,等到他掌权的时候,都要把他请回来,干什么呢?把他作为对人民统治的思想 专制的工具,所以主席的结论是什么的,他说孔子作为中国者古代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家,和孟子、老子、庄子、韩非子、荀子和他们一样,都值得我们尊敬,纪 念,值得研究,因为他们的思想实际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每个人都值得我们尊重。

但是作为孔子的这套理论,它是唯心的,主张政治倒退 的,不能接受的,至于说我们现在说批孔,(鲁迅说)已经各朝各代梳妆打扮以后的孔,不是当年的孔夫子,孔子不过是说(唯女子与小人难养)?可是到了南宋以 后,你让妇女缠小脚,这是对人体的伤害,男尊女卑,不知道比孔子发展了多少倍,男女不平等,孔子那时还没到这个地步,但是理论根据是孔夫子。

主席说我们共产党人,是从批孔起家的,但是我们决不能走前面他们的路,批了再尊,等到我们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再把孔子的思想来与老百姓的思想 时,落入历史的这种循环,这是不行的。如果共产党也到了自己没法统治或者遇到难处了,也要把孔子请回来,说明你也快完了。

毛远新回忆,主席还说,中国没有一个真正能够占统治地位的一个宗教,不象西方。主席举例子,主席说西方耶酥和孔子差不多,他那个时候也是到处受人迫害,还被钉在十字架上,他创立的这一套东西,在当时都有自己的道理,但是到了欧洲的中世纪,教会是统治和奴役人民的一个最坏的工具。

主席说你看资产阶段革命,从 欧洲文艺复兴开始,首先就是对着教会,批判神,就象我们批孔一样,但是这个教会不是说耶酥本人怎么样,只有打破这个东西,资产阶级革命才能起来,那个时候 教会是宗教裁判所,有时比法院还厉害,科学家好多都是被他们迫害死的,像哥白尼,伽利略,你必须自己改变理论,不改变就要处死!

这能怪耶酥吗?不是耶酥问 题。但是因为中国没有这样的宗教,就用孔夫子的这套东西来统治中国的老百姓。在中国,是实用主义。有病了,生不下孩子就想神来了,孩子生下来病好了,早把 她忘了。宗教在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对它进行了一次批判,然后进行改造,改造以后他适应资产阶级的社会。所以现在的宗教和中世纪的宗教大不一样。

毛远新说,主席想的是,我们既然已经认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就应该以这个思想来教育人民。孔夫子那一套虽然话都很好听,拿出哪一句话你也不能说他错,但他不能解决问题。现在讲和谐,和为贵。引起矛盾,处理不了,和的起来吗?

(责编:李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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